十、产权的焦虑

产权，又见产权。

 

当我自学周其仁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稀缺、竞争、约束，推及产权、转让权、交易费用等术语面前云里雾里时，我试图将30年企业史发展过程中的产权的纷争纳入制度经济学讨论的范围内。然而，无师自通毕竟是一件难事，因此，对于产权的狭义的理解，和与资源、权力约束、交易成本等联系历来的广义的产权的理解，我再一次显得手足无措。

 

中国公司的变革，30年，是一代人成长的历史。1978年刚好是我的父辈入厂参加工作的年份。那时的好工作，无疑是一家大型的国营企业，学一份技术工作，作企业的主人。这种理论，就与当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言传身教一样，在现时的价值观看来，显得那么可笑和肤浅。在MBA泛滥的今天，中国社会商业精神的完全构建似乎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耐心。90年代初，国企改革的浪潮也打翻了父辈一代人的铁饭碗，一辈子呆在国企安安稳稳过完下半辈子的愿望被无情的下岗的现实踩在脚下。1998年，中国公司的变革一次一刀切为二，98以前主要是经营机制的转变，98以后是产权的重组与清晰化。这样的划分，对于父辈人来说，过于学术。他们关心的只是，这样的改革以后，他们退休时能拿到多少退休金，养老医疗能否有所保障。在经历了一场中年的噩梦之后，在付出了一代人的代价之后，他们已经对公司产权的更迭已经产生了免疫。病毒开始传染到他们的下一代，就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2008年大学毕业的我们，去外企、还是国企、抑或私企，即使我们在掂量了各种利弊之后，选择也要丰富多得多。

 

联想的产权之路，亏得了柳传志的深谋远略。比起张瑞敏，海尔的产权之路被学术斗士郎咸平一针见血得指为倾吞国有资产云云。此中的深意，如我般掌握表面资料的常人，自当难以理解。迟宇宙的《联想局》不知道深度是否也达到了内部资料应该有的程度。总之，产权的改革是一剂苦药，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珠三角的电子产业基地顺德今天的曲折，可见一斑。容声冰箱的潘宁，在为了争取一点创业人产权的过程中，与镇政府结下了梁子，潘宁由此新创科龙品牌，最后却落入顾雏军的资本手腕之下，从此一蹶不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吴晓波在列举了两个产权设计的智慧人士人之后，匆匆搁笔。但笔者终究认为，这其中还有更加耐人寻味的东西值得去探寻。意犹未尽，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十一、中国企业家的法罪错位

中国当代历史的法制常常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判案。我们经常听到无适当“法律适用”可循的尴尬案例的出现。吴在文中例举的活生生的几个人物，最后都成了“法罪错位”的牺牲品。这当然不是在为这些人在开脱罪名，只是被捕入狱和法律适用的理由表里不一致的再而三出现，让我们对于中国法治历史充满了不信任的情绪。

越往后深入，我们很容易就触及到法律背后的政治的敏感神经。而法律的滞后性，法律对于政治意志的体现，又往往导致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我们不可能越过历史的局限去作出正确的判断。这种错位将会持续多久，仍旧需要时间的考验。

 

十二、“宏观吃紧 调控民企”

吴在最后的一节中，用如此贴切的短语来形容民企夹缝中生存的现状，只能用惊艳一词来形容。在国企成长的历史中，经历过的大风大浪，或许与民企相比，都算是小菜一碟。前后有政府的保驾护航，而后者的每一次艰辛的乘风破浪背后都有太多的辛酸。

 

对于民企而言，以下是应该记住的年份。1981、1985、1995、1998、2004。从打击“投机倒把”，到实行价格双轨；从整治偷税漏税，到达及假冒伪劣；甚至近来的定点生产，行业专项整治。民营企业似乎一直背负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历史形象，这种地下作坊的生产模式、脏乱差的面容，一直如噩梦般缠绕在百姓的印象中。除了少数冲出重围的、出人头地的民企以外，这种沉重还要多少年才能够消除？

 

在跨国企业席卷中国，如饿狼般与国企、民企，抢夺人才资源、物质资源的同时，民企的生存恐怕还要同过去的30年一样，一不靠天、二不靠地，只能生生抓住自己的手，打拼天下了吧。

 

关键是，谁来为民企正名？

五、中国经济政策的“马其诺现象”
不知道吴晓波是怎么想到了用这个词来解释中国企业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现象的，但是一旦与实际联系起来，与众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例联系起来，却猛地发现是“如此贴切”。

二战中，德国进攻法国，法军在德法边境设立了那条著名的马其诺防线。“看上去坚固无比，正面进攻固若金汤，然而，你如果设法绕将过去，顿时就能让它变成一道很滑稽的摆设”。

80年代的中国企业，在摸索中前进。政策面的消息出台似乎一杆定海神针。然后，貌似固若金汤不可逾越的政策墙背后，却有潜藏的冲破的动力机关枪架设其后。当初我们在歌中唱道“北京的倒爷震东欧……”那些不啻于“投机倒把罪”的“违法分子”继续他们的原始积累的疯狂。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商品流通，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严刑禁令下，让普通人不感触近高压线半步。然而，绕过一步，在强硬的后台背景背后，总有那些敢于尝鲜的人。北京琉璃厂的布鞋倒到广州，广州友谊商场的进口皮鞋倒到北京。甚至王石当初发家的倒卖一火车匹的玉米……于是，计划经济的铜墙铁臂在市场萌发的酸雨的渐渐腐蚀下，再也阻挡不过历史的洪流……

时至今日，当我们在感叹很多公司的政府公关能力之强时，也常常被他们先人一步的远见所叹服。“在垄断行业相继开放之前，早有一些有运作能力的跨国资本及民间资本早早在政策明朗前完成了产业布局，那些痴等政策出台后才行动的公司却早已没有了任何的机会”。这使笔者不仅想起前不久前的一个疑问，对于行业的监管，究竟是法律能够先行，还是在企业蠢蠢欲动、掀起市场的波澜之后，法律才能够采取补救措施？能够证明法律法规的制约的滞后性的例子很多，抑或这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不同所致？

总之，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上，这样的现象会不会停止？以何种方式停止？会停止吗？无论如何，它已经写入了中国改革的历史教科书中，无论浓彩淡墨，它或多或少都留下了那么一笔。

六、“国字号”企业家的宿命

对比一：
与今天频频亮相的各式各样的“优秀企业家”评比活动相去甚远，1988年日月，“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评选在当时对大家来说都可以用陌生一次来形容。

无论是cctv的“年度十大经济人物”、抑或21世纪经济报社、经济观察报社、财经杂志社的“xx年最受尊重的中国企业家”“最具xxx的企业家”……近年来，活跃在领奖台上的聚光灯下的“企业家”大多已经为人所熟悉。

对比二：
2003年11月，在评选后的第15年，评选出出的20位“首届优秀企业家”称号的幸存者在杭州聚会。20位中仍然在港的只有杭州青春宝的冯根生过、青岛双星的汪海、烟台港务局的朱毅三位。这15年，“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退的退”。可以用“惨淡”二次来形容。

今天，我们当然无法奢侈一个企业家能够扶持企业、展示自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生不老”。就算2002年度的CCTV年度经济人物顾雏军，在风光无限，仅仅三年以后，就锒铛入狱。这当然是特例，只是，我们不得不认为，在评选的背后，实际上我们对一个企业家的表面认知似乎是肤浅地多，而对其企业的了解却相当地不够深入。由此反问，今天我们选出来的全国优秀企业家，在15、20年后能够“幸存”的又将有多少呢？如李嘉诚般的商业传奇，不仅要问：“我”还能在位几年？无论个人还有企业。

对比三：
1988年的评比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国企老总。而今天的评选结果，无论联想、还是海尔等等，国营的色彩都不再那么浓厚。很多时候，甚至民营企业的比重还要更大些，另外就是垄断行业的领头人：中远、中集、国航、中国人寿……

从这样的结构中，似乎我们也能够嗅到一些国内经济结构的发展趋势的意味。无论如何，尊重企业家、尊重他们为社会和员工带来的财富，已经慢慢为这个社会所接受。这是商业精神提升的表现之一吧。

关于文末吴晓波提出的“宿命论”，笔者在这里不敢苟同。从理论学界来说，产业有生命周期、企业有成长与成熟的波峰低谷；从西方成熟的企业治理来说，职业经理人的更替更是家常便饭，干不出业绩就请走人。如果，我们抱着一种老的心态，旧的观念，来看待这些企业家20年的去留，把过去行政式的任命来对比今天瞬息万变的市场说了算，我们似乎很难看到中国企业的治理的推进了。所以，对于一个20年不败的企业家来说，我们只能够用来形容李嘉诚的一个词来概括之：徒商界奇才也……

七、乡村商业生态的败坏

吴晓波在该文里所列举的种种的事例无一不是像证明，“中国乡村的商业伦理底线”的洞穿。毒大米、毒奶粉……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些为了利益驱动的而无畏的乡村作坊。

在过去，我们常常提我们特色的小农经济，和由此而生的被人鄙视的“小农意识”。在这样的小农意识下所生出来的“商业伦理”，似乎很容易就向制假售假倾斜，他们不是那么在乎“商业诚信”，不知道什么叫“全面质量管理”、不理解为什么“顾客是上帝”……这些在现代商业社会的黄金法则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我们似乎很难要求这些“小农意识”的创业者在一夜之间，在起步阶段就做到一个受过良好商业社会训练的创业青年的标准，有点束手无策勒。

吴晓波在文中似乎有指责政府在其中监管的不作为。资源贡献出去，摊子撂给乡村企业家，由后者承担乡村建设的责任，似乎皆大欢喜。谈到乡村经济和乡村建设，笔者感觉，中国当今农村社会的差异越趋明显。东部沿海，拥有乡村工业的，一家企业往往承包了当地职工（农民）教育、养老、生活、就业等等一篮子的责任。承担医疗保险、发放养老金、解决就业、办乡村小学、中学、乡村医院、住小洋房，农民的日子很好过。在中部地区，在乡镇工业零星分布的地区，农民一半在工厂劳作、一半也要种地生存，但是外出打工者似乎并不是那么踊跃。在西部山区，打工外出者趋之若鹜的前几年，一年的土地劳作是不能够解决全家人的生计的，劳动力不能就地转化，于是外出打工贴补家用往往是家常便饭。于是留守儿童问题出现又在近年来广为关注。

无论如如何，乡村经济的兴起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农民的就地转业问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大规模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但是，低层的乡村商业伦理不足以支持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时间，需要时间。乡村商业生态的治理，不该是堵枪眼似的，哪儿缺补那儿块。生态的治理，都是综合全局的。需要政府责任的重担、需要企业的经济推动、需要教育事业的启蒙，还需要农村文化的改造等等。

这已经不是费孝通《乡村经济》的时代，也不是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时代，不光是温铁军、茅于轼的农村小规模融资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新农村建设”期待走得更远。

 

八、企业家的“政治博弈术”

早期的民营企业家，往往有两种错觉：
一是以为，自己企业的成功是党和国家培养的结果，典型的政治至上时期的思维。
二是以为，只要自己的企业经济上强大了，就能够有实力对抗政治权利了。典型的伪经济至高的思维。

大邱庄的禹作敏、长城机电的沈太福、海盐衬衫总厂的步鑫生、南德集团的牟其中，有失败的例子；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印尼商人黄鸿年、华西村的吴仁宝，有成功的典型。

古人云，成败乃一念之间；而政治的博弈，尺寸的掌握也就在薄薄的一手之间。

九、毛泽东的商业精神

吴晓波在文中开头，写得颇有一番成君忆“水煮三国”的味道，读来十分惬意。譬如“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精神气质。譬如将毛泽东的性格投影在商业的社会中，“他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一个从不肯停歇的革命者……他的企业无法实现真正的授权式管理”。

其后吴列举的日子，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柳传志、牟其中、史玉柱、任正非、吴炳新（三株）、宗庆后。一谈他们“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运用，仍是时代决定的土方法。二谈他们用人、带兵打战的军事思想的运用。在笔者看来，毛泽东的“商业精神”的系统开发仍然不足。《论持久战》、《联合政府》等等抗战时期的宝库还是可以拿出来挖掘一番的，突然间有股冲动了。无论是学毛“道”，还是毛“术”，无论它在商业社会是否还能持续进行下去，从政治中学到的理论如何运动到经济世界，这本身不是不就很吸引人？